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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考古学角度试论“黄帝在涿鹿”

 

日期:2014年06月02日 作者:佚名 编辑:byspaper  
文章来源:www.byspaper.com 论文编号:bys10027 推荐等级:  
文章属性: 考古学 本日浏览: 【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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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考古学角度试论“黄帝在涿鹿”


  【关键词】张家口地区;地理位置;黄帝部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 
  【摘 要】张家口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特征,为黄、炎、蚩三大部落的交战及融合提供了先决条件。境内的三大考古学文化类型——后红山文化、庙底沟文化、后岗一期文化,与黄帝、炎帝、蚩尤三大部落的史迹关联紧密。这三种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类型在桑干河、壶流河流域同时存在并交流融合,与古史传说中的黄、炎、蚩三者的交战、融合史实相互印证,共同指明张家口最有可能是涿鹿之战发生及黄、炎、蚩三大部落的交融之地。 
  传说中的黄帝是否在冀西北的涿鹿活动过,以往的学者单纯从文献记载和古史传说的角度考证,至今未有较令人信服的证据。学者们更多地认为,黄帝的故事发生在中原的陕西、河南地区,而黄河流域、中原地区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摇篮和发祥地,作为中华文明始祖的黄帝更应该在这些区域活动,不太可能在偏于一隅的冀西北。但是他们却忽视了黄帝故事的核心内容,就是黄帝、炎帝、蚩尤三大部落的交流与融合,而能够为三大部落提供交流融合平台的区域,就成为黄、炎、蚩史实的先决条件和故事源泉。如果黄帝在历史上确有其人,或者确有其族,黄、炎、蚩几次大战确有其事,那么他们之间的交流融合乃至大战,更应该发生在先天就是不同民族、不同种群交流融合的窗口地带,张家口无疑正是这样的区域,因而“黄帝在涿鹿”并非空穴来风。 
  一、张家口独特的地理 
  位置和历史特征 
  张家口位于蒙古高原和华北平原的交接处,是阴山、燕山、太行山三系山脉的交错之地,历史上一直是草原游牧民族和平原农耕民族交流、交往的前沿窗口,有着独特的区位地理优势。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对此有精辟的认识,他说:“这一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宜农宜牧地区,既是农牧分界区,又是农牧交错地带,这里文化发展的规律性突出表现在:同一时代有不同文化群体在这里交错。”[1]苏先生又说:“认识到国家形成的一连串问题,似乎最集中地反映在这里,不仅秦汉以前如此,就是以后,从‘五胡乱华’到辽、金、元、明、清,许多重头戏都是在这个舞台上演出的。”[2]既然张家口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是同一时代不同文化群体交错的地区,并为后代历史所证实,那么,我们是否能够反向推定,黄、炎、蚩三个部落的碰撞、交流也暗合了这一规律,更有理由在这里发生。历史不仅是惊人的相似,后半部分的史实同样能为前半部分提供证据,因为历史规律往往是贯穿始终的。 
  二、张家口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特征 
  张家口不仅在后世的阶级社会中一直发挥着民族交流交往的窗口作用,从新石器时代起,就已经奠定了它作为同一时代不同文化群体交流窗口的历史主题。苏秉琦先生有一个重要论断:“张家口既是中原与北方文化系统接触的三岔口,又是北方与中原文化交流的双向通道。”[3]1984年,苏先生对“三岔口”作了进一步解释:“燕山两侧的张家口地区蔚县沿永定河上游桑干河支流壶流河域发掘的一系列具有自己特征性质的新石器时代遗迹,其时代大约距今6000年前后到距今5000年前后,经过初步排比,相当6000年前后的遗迹中,至少我们可以初步判断含有红山文化、庙底沟类型仰韶文化和以安阳后岗下层为代表的仰韶新文化等几种特征因素交汇在一起。”[4] 
  苏先生所称“三岔口”的“三”,一是发源于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一是发源于河南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一是来自豫北冀南地区的后岗一期文化。这三种考古学文化中,红山文化是由北向南,庙底沟类型是由西向东,后岗一期文化则由南向北,在张家口地区交汇、融合、发展。 
  三、三种考古学文化类型与黄、炎、蚩的关联 
  中国人自称是炎黄子孙,认为中华文明有五千年,而距今5000年前,在中国大地上生活的正是红山文化族群、庙底沟类型族群、后岗一期文化族群等。这些考古学文化类型与传说中的黄、炎、蚩有什么联系呢? 
  (一)后红山文化与黄帝部落 
  事实上,很多专家学者早已开始将传说中的黄、炎、蚩三者与史前考古学文化进行结合、印证。他们普遍认为,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为炎帝文化,庙底沟类型为黄帝文化。 
  长期工作在考古一线的学者,似乎并不简单地认为半坡类型为炎帝、庙底沟类型为黄帝,他们更多地从实地考古入手,注重考察文化间的碰撞、交流和影响。苏秉琦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学者,他提出红山文化为黄帝文化,认为:“五帝时代以五千年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大阶段,以黄帝为代表的前半段主要活动中心在燕山南北,红山文化的时空框架,可以与之对应。”[5]持相同观点的还有韩嘉谷先生,他推测黄帝“极有可能和红山文化及小河沿文化南下有关”[6]。王大有先生更指明:“以长城燕北地区为重心的桑干河流域和西辽河流域,是黄帝族的聚居区,距今6000—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就是黄帝族大本营文化。”[7] 
  红山文化是“距今6000—5000年间发源于大小凌河与辽河上游流域的部落集团创造的新石器时代农业文明,红山文化以独具特征的彩陶与之字纹陶器共存,标志性器物为辽宁凌源市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玉猪龙和赤峰市翁牛特旗玉雕龙”[8]。红山文化在距今6000—5000年前南下进入燕山、长城南侧和冀西北,距今5000年前,红山文化进入鼎盛期,其发展水平明显超过中原地区,这与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开端态势不谋而合。 
  红山文化南下进入长城内外,确切地说,是后红山文化进入长城内外燕山附近。后红山文化是指来源于红山文化又有所发展,时间上晚于红山文化的红山文化类型,类型上主要为雪山一期文化、大南沟文化、小河沿文化等。 
  苏先生虽然提出红山文化代表黄帝部落,但他并没有过多地对此进行论述。现在看来,红山文化与黄帝部落的相同之处主要在于: 
  1.《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有系昆之山者,有轩辕之丘,射者不敢北射。”说明黄帝地望在北方。《史记》将黄帝描述为率领虎豹熊等野兽的游牧民族,也表明黄帝可能为北方游牧民族。其他各种史籍也均倾向于黄帝一族位于北方区域,而红山文化和后红山文化正位于中国北方。

  2.古史记载黄帝取代炎帝成为天下共主,说明黄帝是外来者,并且有自己的氏族武装。黄帝作为外来势力的属性,与红山文化的南下最为接近:后红山文化由北向南逐渐南下,迁居于冀西北和燕山南北,明显为外来势力;由于大举内迁,证明其原有生存条件恶劣,生存紧迫感强烈,因而生命力、战斗力较强,对原居地氏族造成大的威胁。这些都与黄帝势力极为相象。 
  3.红山文化的坛、庙、冢现象说明,红山文化的文明程度较高,氏族组织较为严密,因而其军事组织和建制也较强,军事势力必定强大。黄帝史迹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其武力的强大,不仅三次打败炎帝,更打败了同样较为强势的蚩尤。能够与黄帝这种强大势力相匹配的仍然是红山文化。 
  后红山文化在燕山南北张家口地区分布较广。1995年和1998年,阳原县姜家梁遗址和墓葬进行了两次发掘。“姜家梁墓葬是迄今为止河北省境内发现并发掘的最大规模的新石器时代墓葬,姜家梁墓葬的葬式、葬俗与赤峰大南沟文化、小河沿文化相同相近,其文化面貌与雪山一期也较为接近。”[9]尤其具有震撼意义的是,姜家梁墓葬M75中出土了一件珍贵的玉猪龙,编号M75∶1[10]。玉猪龙是红山文化的标志性图腾,很多专家认为玉猪龙是中国龙的前身,也是红山文化氏族首领身份的象征。玉猪龙发现于张家口,说明姜家梁墓葬是红山文化重要的、中心的聚居点,地位很高。 
  除了姜家梁墓葬外,较大的遗址还有涿鹿县塔寺村的煤沟梁遗址。从该遗址的窖藏中出土了一批精细的磨制石器,专家将这批文化遗物定性为小河沿文化。煤沟梁遗址与现存的黄帝城遗址相距很近,不足10公里。 
  如果将后红山文化看作是黄帝部落,那么张家口本身就为这一推断提供了最好的证据与条件:张家口独特的地理位置为红山文化南下提供了出口和通道,张家口境内大量发现的后红山文化遗址说明红山文化不仅在此存在过,还以此作为大本营,而古史记载黄帝在涿鹿的活动也为这一论断提供了史料依据。历史地理、实地考古、文献史料三者共同指向了同一地区——张家口,使“黄帝在涿鹿”这一古史传说走向了实证。 
  后红山文化在张家口并非孤单存在,在张家口,他们与另外的文化类型相遇了,使黄帝在涿鹿这一史实更加饱满。 
  (二)庙底沟文化类型与炎帝部落 
  1981年,张家口考古队试掘了蔚县琵琶嘴遗址,出土了一件彩陶罐,“泥质红陶。口沿饰黑彩,肩、腹部用黑彩绘玫瑰花卉纹图案”[11]。1979年和1980年,吉林大学考古系两次发掘了蔚县三关遗址,出土了一批标志性的精美陶器,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小口双唇尖底瓶[12]和一件双耳罐,罐为“泥质灰褐陶。侈口,圆唇,高领,鼓腹,平底,腹部置双耳,专家鉴定为小河沿文化产物”[13]。 
  三关遗址和琵琶嘴遗址是蔚县境内较为重要的相当于仰韶文化阶段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三关下层的小口尖底瓶、葫芦口平底瓶和以黑色弧线三角与圆点纹为母题图案的盆、钵,都具有庙底沟类型的典型特点”[14]。 
  玫瑰花纹,特别是一枝花的玫瑰花纹,是成熟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典型纹饰,而小口尖底瓶则是庙底沟文化中最常见、最具代表性的器物。三关遗址双耳罐的出现,说明庙底沟类型和后红山文化这两大不同文化类型在蔚县三关这个地方同时出现,并交流融合在一起。 
  苏秉琦先生对此有精辟的论述:“在距今五六千年间,源于关中盆地的仰韶文化的一个支系,即以成熟型玫瑰花图案彩陶盆为主要特征的庙底沟类型,与源于辽西走廊遍及燕山以北西辽河和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的一个支系,即以龙形(包括鳞纹)图案彩陶和压印纹陶的瓮罐为主要特征的红山后类型,它们终于在河北省的西北部相遇。”[15] 
  如果说,后红山文化代表了黄帝部落,那么与后红山文化一同出现在蔚县三关遗址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又代表了哪一个氏族呢?国内的一些专家学者认为,它更有可能代表的是炎帝文化。宋建忠先生认为:“炎帝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类型正反映为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16]杨作龙先生也认为:“庙底沟文化崇尚鸟纹和红色,与炎帝相符。”[17] 
  庙底沟文化类型代表炎帝部落,其有力的证据在于: 
  1.庙底沟文化类型范围广大,地域辽阔,《史记》和各种典籍都承认炎帝先于黄帝为天下共主,也就是天下本来是炎帝的,只是他“不修德”,经常“侵凌诸侯”。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炎帝的势力范围较为广大,与庙底沟文化类型的情况较为接近。 
  2.炎帝又称为神农氏,不论炎帝是不是神农氏本人,但炎帝与神农氏往往联系在一起,说明炎帝部落是个擅长农业生产的氏族。炎帝的“炎”字可能与“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有联系,新石器时代的农业生产方式为先把土地上的林木用火烧毁,开拓出可以耕种的土地,然后再利用林木灰烬作为种植的肥料培养种植物。这样的土地往往只能利用两三年,土壤中的肥料耗尽后,则重新选择林地如法炮制。当时,这是一种先进的生产方式。炎帝之所以被称为“炎”,应该与此有极大关系,因此炎帝是中华民族农业的先驱和代表。庙底沟文化类型的特点是围绕农业展开的,其遍布于适合农业生产的区域,因此,庙底沟文化类型与炎帝部落应该是最为接近的,二者处于同样的文化阶段,具有相同的文化特征。 
  3.炎帝部落虽然强于农业生产,但是其不能“咸服诸侯”,又不能与蚩尤争雄,在与黄帝部落进行的三次大战中均以失败告终,说明其军事势力相对弱小。庙底沟文化类型范围虽然广阔,文化较为先进,但是考古资料却未发现像红山文化那样的坛、庙、冢祭祀场面,说明其社会组织较为松散,军事势力也相对较弱,这一点与炎帝部落又较为接近。 
  如果说庙底沟文化类型代表了炎帝部落,那么张家口同样为这一论断提供了最坚实的证据。三关遗址和琵琶嘴遗址说明炎帝部落来过张家口,三关遗址不同类型陶器的出土,说明红山文化和庙底沟文化类型同时同地共存并交流融合,这与古史传说中炎黄二帝交战、交流、融合的事迹何其吻合。考古实证与文献记载坚实有力地着陆于张家口这一独特区域。

  (三)后岗一期文化与蚩尤部落 
  学界对于黄、炎属于哪一种考古学文化争论很多,但是对于蚩尤属于哪一种考古学文化却分歧不多,很多学者都认为蚩尤所代表的正是仰韶文化后岗一期,如王先胜[18]、韩建业[19]等先生。 
  后岗一期文化代表蚩尤部落,证据在于: 
  1.古史传说中,炎帝和蚩尤同出一族,蚩尤一族是从炎帝族内部分化出来的,“蚩尤姜姓,炎帝后裔也”[20];“蚩尤者,炎帝之后,与少昊治西方之金”[21]。而后岗一期文化与庙底沟文化类型同属于仰韶文化,二者有很多的关联,即使按照有些学者的观点,认为半坡为炎帝文化,那么后岗一期文化为蚩尤部落同样是合理的,因为半坡也属仰韶文化。 
  2.在古史传说中,蚩尤的地望为东夷,说明蚩尤生活在东方;蚩尤部落居于“凶黎之谷”,说明蚩尤部落近山或者生活在山林。后岗一期文化主要分布在豫北、冀南及山东,位于我国东部地区,基本上围绕太行山展开,与“凶黎之谷”的称谓有所接近,后岗一期文化的器物与山区生活也有一定的联系。 
  3.蚩尤战胜过炎帝,与黄帝作战也不相上下,他致胜的秘密在于善作武器,“蚩尤之时,铄金为兵,割革为甲;始制五兵,建旗帜”[22]。蚩尤在古史传说中的明显特点就是武器精良,善于作战。后岗一期文化依山较近,因此石质材料较为丰富,使用的石制生产工具磨制而成,形制固定,造型规整;在制作陶器方面,不仅对于需要耐热的炊器进行加砂处理,还会制作细泥陶器。这些均表明后岗一期文化的生产工具较为先进,那么武器制作一定也比较精良,这与古史传说中的蚩尤部落最为接近。 
  后岗一期文化在冀西北有分布,冀西北和燕山南北有两个比较典型的后岗一期文化类型,一个是蔚县的四十里坡遗址,另一个是易县的北福地遗址一期甲类。四十里坡遗址与三关遗址同处蔚县,同样是河北省境内较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二者与后红山文化的姜家梁墓葬相距也不远。四十里坡遗址“位于蔚县西合营东北方向,当地人称四十里坡,面积南北长350米,东西宽250米,文化层厚0.8~2.5米。文化层分为三期,下层为后岗一期文化”[23]。四十里坡遗址发掘出一件标志性遗物——圜底双耳罐,“泥质红陶,直口,圆唇,深腹,圜底,最大径在下部,腹部置双耳,通体施黄彩,肩部用褐红彩绘三角纹,腹部用褐红彩绘变形龙鳞纹”[24]。这件器物肩腹部绘变形龙鳞纹,也即之字纹,属于红山文化的典型特征,而通体施黄彩、肩腹用褐红彩,这是后岗一期文化的典型特征。后岗一期文化靠山,因而善于利用山体所出矿物来添加到陶器的制作中来,绘出不同颜色的纹饰。此外,这件器物为圜底器物,这也是后岗一期文化的典型特征。 
  如此看来,张家口同样为后岗一期文化代表蚩尤部落提供了坚实的证据。四十里坡遗址与北福地一期甲类遗址,说明蚩尤部落在张家口地区的存在,而四十里坡遗址下层所出土的那件包含了两大不同体系文化类型典型特征的陶器,则说明后红山文化与后岗一期文化的共存与融合,这又印证了黄帝在涿鹿与蚩尤一族大战后统一的史实。 
  四、结束语 
  四十里坡遗址和三关遗址位于蔚县壶流河东岸,同属壶流河流域,四十里坡为后岗一期文化的重要据点,属于蚩尤的势力范围,三关遗址则是庙底沟文化类型的大本营,也可能是炎帝的大本营,二者相距不足15公里。再往北,壶流河与桑干河交汇的地方,有姜家梁墓葬和遗址,那里是后红山文化的大本营,也可能是黄帝部落的大本营。这三个新石器时代的古文化遗存共处于方圆25公里的范围之内,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暗合,肯定与它们之间的交流、碰撞、融合有关,这可能是黄、炎、蚩三者大战的真正地点。这样的考古学现象,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没有第二处,所以说,张家口地区应是黄、炎、蚩大战最有可能发生的地方。 
  “黄帝在涿鹿”这一课题,结合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及历史地理学来考证,是在正确的道路上纵深层面(下转20页)(上接16页)的研究,这种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拓展。 
  [1]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年,第40—41页。 
  [2]同[1],第50—51页。 
  [3]苏秉琦:《蔚县三关考古工地座谈会讲话要点》,载《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辽宁出版社,1994年。 
  [4]苏秉琦:《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工作的新进展——1984年8月在内蒙古西部地区原始文化座谈会上的报告提纲》,载同[3]。 
  [5]同[1],第161页。 
  [6]韩嘉谷:《河北平原两侧新石器文化关系和传说中的洪水》,《考古》2000年5期。 
  [7]王大有:《上古中华文明》,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第38页。 
  [8]席永杰,刘国祥:《红山文化研究:2004年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6年。 
  [9][10]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阳原县姜家梁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考古》2001年2期。 
  [11][12][13][24]贺勇:《张家口古陶瓷集萃》,科学出版社,2008年。 
  [14]张家口考古队:《一九七九年蔚县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主要收获》,《考古》1981年2期。 
  [15]同[1],第122页。 
  [16]宋建忠:《龙现中国——陶寺考古与华夏文明之根》,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 
  [17]杨作龙:《北橄遗存分析——兼论庙底沟文化的渊源》,《考古与文物》2002年5期。 
  [18]王先胜:《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春秋中文网,2005年发布。 
  [19]韩建业:《涿鹿之战探索》,《中原文物》2002年4期。 
  [20]南宋·罗泌:《路史·后纪四》。 
  [21]清·黄辑本:《遁甲开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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